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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2-8-13 14: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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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8年春,我因被错划为右派,由中央二机部第一设计院(对国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设计院)从北京下放来广西工业厅,再安排到国营平南糖厂筹备处工作。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,糖厂的规模由大变小,最后停建,别的技术人员都调走了。我由当时糖厂留守的李焕明、王凤岐两位领导推荐给平南县委、县政府留下来办电。! Q% [5 ], e9 U, |) ~! R6 F
) V6 t! j2 e" }; w6 q/ m) _ 当时平南县城只有一间由两台柴油发动机组成的火电厂,每天上半夜发电几个小时,到下半夜就停机,全城只能摸黑。1964年六陈电站搞好设计之后,一直排不上国家计划,只能耐心等待。我在参与搞完电站设计后又到电厂去当了一段时间的电工,再调到县水电局工作,主要是搞六陈灌区的渠道施工。/ L" e' c ?9 x( x/ a: N! U
$ a8 o5 Q8 }2 V& C" U7 U 1966年春,六陈水库的水已经通到新黎,县里想先在那里搞一个小水电(把对县城的火电厂供电改成水力发电),县委张健民书记和李焕明(时任县计委主任)找到了我。( [* g i' y% P) @) Q4 U( [1 k7 ]
( H' A. T5 D0 ^9 D( _( m 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,既要制造水轮机,又要架设二十多公里长的高压线,并把电送过长年通航的西江,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。我既未搞过水电站,更没造过水轮机,但是没有推脱,而是一面找机器毛坯,一面准备图纸,再指导县农机厂来制造(他们也从来没有干过);又在新黎的河滩上,由几十个从农村出来不久的年轻工人,开始自力更生生产水泥电杆,既无经验,又缺钢材,需要克服的各种困难,就不详述了。3 z9 w5 M7 F. ?$ `3 j5 T
5 {. v, j& r: i* v) W. t% w2 L8 U2 D 谁知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刚开头不久,文化大革命大浪卷来,县里的主要领导都被戴高帽游街了,县政府大院里还贴出了一张“走资派重用脱帽右派易明炽,搞水电站劳民伤财,是转移斗争大方向”的大字报。县监委书记王柱久悄悄问我:“在县城发电,灯都不亮,去那么远行吗?”我说请领导放心。县委县政府不管事了,我有问题只有找县武装部解决,坚持继续和同志们干下去,并于1967年“八一”节前夜,一次试机发电成功,将电送到了县城,县城大放光明。从此老百姓每天二十四小时有电,晚上不再摸黑;工厂也不用自己发电,降低了成本;县财政也增加了大笔收入(水电的成本很低,但还按过去火电时的电价收费),真是皆大欢喜,于是纷纷要求争取六陈电站上马。8 I5 `. \. H, C; Y
, L9 {3 s3 ~+ f! M) I 由于当时国家重点搞三线建设,广西也有韦国清主席亲自抓的小三线,我们平南不在其中,所以六陈电站一直排不上国家计划,县革委会派我和县计委的李天明同志去自治区和中央争取。我们先后找了区水电厅、区计委和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,通过摆事实讲道理,说服了计委和指挥部的领导,但水电厅就是卡住,不同意我们跟他们一起去中央,他们只关心“小三线”能多上几个项目,怕我们列入了国家计划会影响他们的指标。6 w1 I0 E! X# ?3 m! F) Y
! V( o2 W, [3 x0 p! Y6 W" ? 为了打消他们认为我们只不过是想借机去北京玩的“造反派”的看法,我在他们管计划的两位处长交谈到北京后怎么走时,主动告诉他们怎么转乘公交车去水电部和国家计委更方便(此时我们已在他们的办公室磨了几天了),他们才不反对我们也去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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