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雍正皇帝近视眼,四十五岁登极的时候视力已经很差,命令内务府造办处置办眼镜,有圣旨说:“按十二个时辰做近视眼镜十二副,再哪个时辰看得多的,重做六副。”两个月后,造办处做得水晶、茶晶、墨晶、玻璃近视眼镜十八副。据说,雍正元年至七年之间,他们为皇帝制作了各式眼镜三十五副。清代“内务府造办处”起初设在养心殿,因称“养心殿造办处”,是宫内管理手工作坊的机构。乾隆二十三年之前,造办处设画院、做钟处、玻璃厂、炮枪处、舆图房、珐琅作、镀金作、玉作等四十二个作房,以后逐步裁并,至光绪年间,总数是十四个作房,六十一种工匠,俗称“造办处六十一行”。
选进造办处的工匠当然都是手艺上乘的大匠白光眼镜,经手制造的钟鼎卣彝、书画法帖、窑玉古玩、文房器具,一概纤细究心,成了皇帝燕闲清赏之物。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新出的《故宫文物菁华百品展》中,“皇室珍玩精选”部分有嵇若昕写的简介,说是自古皇室常从事搜藏,或搜古代之物,或藏当代作品,有的是生活用器,有的是仅供玩赏。皇帝要什么有什么;要玩前朝文物,示意一下,天下呼应。唐太宗爱王羲之的书法,名迹都进了内府。清朝的乾隆爱风雅,造办处大批制造文玩给他玩,精品再经他御笔品题,雅致的文物往往给题字题坏了。乾隆的字俗到骨子里去,诗也太过正派,一团富贵气。诗文透出富贵气,自是无足观矣!好好一块端州紫砚刻上他御制的诗,顿成效颦的东施,拍卖会上竟然人人竞投,足见世人品味之庸俗。雍正反而比较有分寸,不尚风雅,造办处做的文玩多只刻上“雍正年制”的白文印章,雕的字也常带书家之笔意,布局得体。砚台上惯见的那句“以静为用,是以永年”,写得真好。
嵇若昕提到王世贞认为明代好古求古风气是“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,俱可怪也!”当时苏州一带经济繁荣,文风鼎盛,发达的商人也纷纷寄情托性于古玩,社会风气一时之间雅得要命。到了清朝,社会安定,兴旺发达,帝王富商追随文人习性,喜好文房清玩的风气毫不衰退,今日台北、北京博物院里才有那么许多珍品可看。经济飞跃的国家和地区最怕精神文明式微。中外历代盛世帝王将相往往注重宗教的依托和风雅的陶铸,所求不外是性情人格的提升和高尚品味的传承,免得富贵荣华扭曲了举国上下的心智。散播宗教和鼓吹主义一样,最忌狂热过火,Ronald Knox于是主张布道当如妇女裙子:短得足以撩人兴趣,长得堪以涵容精义(A good sermon should be like a woman's skirt:short enough to rouse the interest,but long enough to cover the essentials.)。高官政客不可不知。陶铸风雅则要讲究一个“闲”字。明朝高濂《遵生八笺》这部养生专著,其中卷之十四的《燕闲清赏笺》说得最清楚:“心无驰猎之劳,身无牵臂之役,避俗逃名,顺时安处,世称曰闲。”
他说,好古敏求是得闲的方法;焚香鼓琴,栽花种竹,也是追求清欢的门道。学问文章要养性、要悦心,说穿了也都从这个闲字起步。高濂“清心”可以“药志”,实则清心还可以“药”文。“清”者“简”也;一副眼镜通用十二个时辰,要雍正那三十五副做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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